给李连杰当会计
引言
2004年，一代功夫皇帝李连杰原本在马尔代夫和家人享受着愉快的假期，却遭遇罕见的印尼海啸，劫后余生的他，重新对生命有所审视，并在2007年创办了“壹基金”公益慈善基金，设想 “每人每月1元钱”，就能帮助到很多人。
在壹基金成立之初，顶着明星光环创办公益组织的李连杰，受到了众多瞩目，也曾屡遭质疑。比如花费200万元召开论坛会议，250万元建设网站，还有高额的管理费用，都让人担心善款是否被乱用。原本在企业里不算高额的花费到了公益组织中却遭到非议，是由于公益组织作为非营利性的组织自身不创造收益，通常是花费“别人”的钱，所以在内部治理上，承担着更严苛的要求和更高的责任。
公开、透明是慈善组织生存的底线，除此之外，还需要更多制度上的完善来支撑公益组织走的更远。在壹基金不断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企业里一直强调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激励等财务管理方面的问题，在非营利组织中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事件聚焦：
NO.1 壹基金温暖包 长武县遭冒领
自2011年起，壹基金针对凝冻灾区儿童和孤儿的严酷生活困境，发起社会各界捐赠“壹基金温暖包”的活动，以解决云贵地震灾区、凝冻灾区和西部高寒山区儿童御寒物资特别缺乏，过冬衣物、条件和设备均不足的问题。每个温暖包中包含了衣物、冻疮膏等御寒物品，还有书本和笔记本等学习用品，为凝冻灾区儿童和孤儿送去温暖和关爱。
2012年12月中旬，壹基金温暖包项目走进陕西长武县。按计划，该县所有散居孤儿，将会收到由该县妇联转送基金会的“壹基金温暖包”。不过先后有当地居民反映称，“温暖包”大多并未送到真正的孤儿手中，“而是被妇联几名工作人员送‘人情’，发给了她们的亲戚、熟人、朋友。”
事后，媒体进行了数日的调查。长武县妇联副主席李亚妮介绍，壹基金温暖包，自本月中旬开始在该县发放，共60件。发放业务，由县妇联承担。
按照基金会同妇联当初约定，温暖包长武受益人，必须是散居孤儿。然而，长武全县散居孤儿仅有29人。这就意味着，在所有散居孤儿均被照顾到的情况下，温暖包仍将有剩余。
因此，妇联后来将受益人的条件做了适当放宽，规定凡是散居单亲、散居残障的孩子，只要其日常生活无法得到保障，均可成为该项目受益人的参考对象。
此外，李亚妮介绍，鉴于妇联人手不够、经费不足等原因，无法亲自将温暖包挨个送至受益人手中，她们只好选择电话通知了受益孩子的监护人，前来领取温暖包。
李亚妮向记者出示了一份“温暖包发放花名册”，及一份“壹基金温暖包项目--事实孤儿信息收集登记表”。
上述两份资料，记录着已经领取了温暖包的孩子的身份信息。其中后者，还详细地登记了每个孩子监护人的身份信息。李亚妮说，每一个前来领取温暖包的人，必须同时在上述两份资料上填写身份信息方可。
两份资料均显示，截至12月27日记者采访，共有41名孩子的监护人前来领取了温暖包。记者根据就读学校随机寻找了11位收益人，其中有9名学校查无此人。还有一位名叫“小晶”（化名）的女孩表示外公曾领取过温暖包，但没多久工作人员就将它连夜收走了。
事件曝光后，长武县由县纪委牵头，邀请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陕西公益志愿者、壹基金工作人员及媒体记者共同参与，组成3个调查组，逐一对发放情况进行调查核实。
调查组经多方走访、查证，60个温暖包已发放56个。其中：45个符合条件；由于温暖包发放标准起初尚不太明晰，妇联在发放过程中存在信息录入不准、审核把关不严、发放程序不规范等原因，共有11名受益人不符合温暖包申领条件。被冒领的温暖包责令退回，相关人士也得到了警告和停职检查的处分。
事件小结：公益组织中的捐赠物资遭到冒领或者浪费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其中暴露了公益组织中内部控制不严的漏洞。内部控制分为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三个阶段，只有在这三个时间段中都严格控制，才能保证捐赠人的爱心**程度的落在需要帮助的人身上。
NO.2 中华儿慈会小数点闹剧，48亿元掀洗钱风波
2012年12月10日，网友周筱赟微博举报，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2011年的账目上，一项“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金额为48.4亿元，远远高于当年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8000多万元。周筱赟怀疑基金会可能存在洗钱行为。
当日晚，儿慈会发文澄清，看到举报后，相关工作人员立即对金额进行核对，发现2011年年度报告的几个数字的确有误。财务人员将“银行短期理财累计发生额”475,000,000元误写为4,750,000,000元，致使2011年度基金会《现金流量表》中的“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达到年报上刊出的错误数字，即4,766,273,045.02元。
针对周筱赟针称“可能存在洗钱行为”的说法，儿慈会解释称，基金会为增加收入，更好地开展救助工作和减少业务费用占用捐款额的比重，采取了在银行短期理财的行为。由于是短期理财，资金投入银行后和该理财项目到期后都会有银行记录，再次进行短期理财后又会产生银行新记录，这样多次发生的理财，都会在“现金流量表”中体现。因此，在“现金流动表”上体现的是累计发生额数字。
如果仅仅是财务人员的数字错填，并不算大错，但这样一个巨额数字曾经经历过重重审计，却没有人提出过质疑，其中暴露的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问题令人深思。这个差错发生在今年2月，历经富有经验的主任会计师，并有数十位业内资深的理事监事背书，一路送到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机关顺利年检--并没人试图更正这些信息。
一家中国非营利组织编制的财务信息，至少需要经由专业审计事务所、组织内部的监事会和理事会，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四重审核。儿慈会在今年2月开始进行财务审计，3月送交理事和监事参加的年度会议，经一致通过后编制为年度工作报告，交由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发展促进司(业务主管部门)和民间组织管理局(登记管理机关)进行“年检”。
儿慈会官网发布的年检材料显示，除民间组织管理局尚未签章外，其他内部和外部的监管方都在附带有“48亿”数值的财务报表等资料上签字表示没有异议。事后北京中力诚会计师事务所对儿慈会财务报表复查，也承认造成儿慈会报表错误的原因是财务人员多写了一个零。此外，由于儿慈会报表的电子账不是自动生成而是手工做成，理财资金滚动累计也不是4.75亿元，而是5.25亿元。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儿慈会在财务方面的专业性有待加强，这也是民间非营利组织普遍需要改进的地方。
事件小结：中华儿慈会的小数点风波虽然是财务人员的无心之失，但历经了内部和外部的多项审计都未能发现，仍是公益组织内部控制制度缺失的问题。另一方面，公益组织进行的理财行为，虽然符合规定，但要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才能减少公众疑虑。毕竟用公众捐款理财是保值，还是冒风险，遮掩之下很难界定。
正文：
从中国红十字会看慈善组织内部控制
30年前，希望工程的一双女孩的大眼睛打动了无数国人的心，那是普通民众对中国公益最初也是最深刻的印象。从开始的由官方承办的公益组织，到如今的草根公益组织，再到微博上每天都生动存在的爱心转发，国人们的爱心被前所未有的激发出来。关注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舆论监督的增加，当慈善组织被放到了网络的放大镜下检验，问题也如千层浪般一个一个显现。
慈善组织作为非营利性组织，所有权形式特殊，资产的所有权并非属于捐款人，而属于组织自身所有。慈善组织的资金并非来源于顾客收入，不存在利润考核指标，权责利并不十分明确，所以在与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上积极度往往不高。但另一方面，在非营利型组织中，为了防止腐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以赢得捐款人的信任，内部控制制度又显得尤为重要。已有研究证实慈善机构内部控制失效是导致慈善机构信任危机的主要因素之一。
2011年，“郭美美”的炫富事件使红十字会处于风口浪尖，随后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曝光出来，比如会计核算不合规，超标采购、物资浪费、天价接待费等等，透过红十字会出现的问题，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非营利组织中内部控制制度中的漏洞，而这些漏洞可能也存在于不少营利性的企业中。
财务管理水平不高
2011年6月27日，国家审计署发布《2011年第31号审计结果公告》显示：中国红十字总会及其及所属单位，在预算执行中存在5个不符合会计制度规定的问题，并指出问题金额为219.71万元。次日，红十字总会副会长王伟解释称：公告所披露的问题是针对总会2010年财政拨款的使用，不涉及社会捐款，且问题均源于技术层面操作不当与核算不规范，不存在贪污腐败、假公济私、“小金库”等问题。
财务管理水平不高是多数非营利组织的弊病。2011年发布的《广东省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现状调查分析报告》显示，财务人员配置不足、专业胜任能力不够已成为多数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水平提升的**制约因素。调查发现，仅有29%的组织会计由机构专职人员担任，超过70%的组织会计为志愿者、外聘兼职人员等担任或由会计公司代理记账，50%的组织出纳不具有专业背景。
相当数量的非营利组织的财务内部控制水平还不理想。调查发现少部分机构甚至没有实现财务上会计和出纳的职务分离或没有明确的会计和出纳人员，多数机构的会计不是机构的专职人员，会计在参与机构财务内控上显得十分薄弱。41%的组织对银行账户没有做到有效监控，56%的组织对库存现金无限额规定，22%的组织没有定期核对银行对账单；40%的组织对收据管理不完善。在财务制度的建立和运行上，33%的组织未建立书面的财务管理制度，67%的组织建立了书面的财务管理制度，但得到有效执行的仅占其中50%;这与本次调查对象组织中存在初创和规模较小的机构有关，但也说明部分非营利组织财务制度化建设和管理的意识不强烈。还有不少机构建立的财务制度流于形式，不符合机构实际情况，也未有效执行。
预算控制不严
2011年7月19日，中国红十字会晒出了“三公”费用：2010年“三公”决算152万元，其中出国（境）费107万元、公车费用30万元、接待费15万元。红十字会公布今年“三公”预算为151.16万元，其中接待费预算由15万元降至3万元。由此可见，2010年得接待费已近超出预算400%，属于严重超支。
在营利企业中，每年的业务接待费不能超过主营业务收入的千分之五，否则多的不能在应纳所得税额中扣除。在非营利企业中，业务接待费也应该控制在应有的范围内，对于超出400%的情况，内部控制在制作预算和执行预算方面是是失效的对于办公经费控制不严，主要是一些公办的慈善机构每到年末开始突击花钱，以使下一年度国家财政增加拨款。中国红十字会的在经费方面的内部控制不严格，没有制定正确的预算或执行中的偏差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容易导致行政费用超支。
授权批准控制制度落空
据报道，2009年底，红十字总会未将所属干细胞管理中心项目资金累计结转和结余25.32万元纳入 2009年度部门决算和2010年部门预算，也未报经财政部门审核确认。没有得到审批的事项却能实现，可见红十字会的授权批准控制制度落空了。
授权批准是内部控制的一项重要控制方式，中国红十字会尽管也采用了授权批准的控制手段，也规定了不同额度资金使用的分级授权标准，但由于这一授权控制方式使实际操作程序增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管理运作效率。因此，为提高管理效率，在实际操作中红十字会的内控人员充分运用分解经济事项的方法，一方面降低批准级别，同时也达到了绕过控制程序的目的，从而使授权批准制度失去功效，也为贪污和舞弊创造了条件。
信息不透明
2012年7月7日，在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廉政工作会议上，中国红十字会许下承诺--“公开透明”。 7月23日，中国红十字会下发公函，表示“要建网络信息发布平台，两年内信息公开”。
仅仅8天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7月31日上线捐款信息平台。但这个仓促上马的信息平台，并没有实现红十字会公开透明的承诺，而是漏洞百出。输入一些“慈善明星们”的信息进行查询，结果却令人震惊：“葛优”只捐了1元；“成龙”一日捐6次，每次1角钱；“周润发”捐款1分钱；“李连杰 ”及壹基金三次捐款不足1000元。根据媒体曾经公布的数据，在玉树地震后，成龙以个人基金会的名义捐款超过2300万元，李连杰壹基金捐赠超过200万元。红十字会声称通过信息查询，可以了解个人捐款10万元以上和企业捐款50万元以上的款项使用情况。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人在地震期间的捐款是不到10万元的，这就意味着，九成以上的捐赠者仍然无法知道自己的钱捐了之后去了哪里。
信息和制度上的不透明，是大多数慈善组织的弊病。对于官办的慈善机构而言，缺乏信息公开的动力；对于民间的草根公益组织来说，缺乏信息公开的能力。而信息的不透明通常是影响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因素。
缺乏有效的内外部审计监督
公开资料显示，近几年来，中国红十字会均聘请一家名为“中维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其所接受捐款进行年度审计。然而，据媒体调查，中维会计师事务所是一家只有5个合伙人、30万注册资本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其网上能查询到的信息少之又少，甚至连官网都找不到。
与知名会计师事务所相比，一般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在公信力方面会有所不足，社会舆论难免会对该项目审计结果的可靠性提出质疑。除了外部审计缺乏可信度以外，大部分的慈善组织没有建立有效的内部审计制度，这也是贪污和浪费能够掩盖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内部控制制度失效所暴露出的问题，更容易被公众抓住不放。在信息流动性越来越强的时代，营利组织，即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中的漏洞，也如同非营利组织一样，一旦带来问题，引发的负面蝴蝶效应也是无穷的。多年前的安然公司破产、世界通信会计丑闻，到近期的新大地造假事件，都是内部控制制度失效的典型案例。
信息披露--慈善组织公信力之魂
2013年1月5日，中国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正式发布《2012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是该中心连续第四年发布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报告显示，2012年度，我国公益慈善行业“年度透明指数”为45.1分（总分为100分），虽未及格，但与上一年度的33分相比（根据指标进行换算），透明度提高了46%。
在500家公益慈善组织监测样本中，年度透明指数在60分以上（含60分）的组织有102家，占总样本量的20.4%。这其中80分以上（含80分）的有20家，占4%，以基金会为主。而在及格线以下的398家组织中，有162家分数在40分以下。与2011年相比，整个行业透明度有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改进更为显著。
2012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慈善信息公开工作的满意度和一般满意度达到了39%，与2011年的8%相比有了相当大的提升。有56%的人表示，慈善信息公开工作在这一年有所进步，这些都是对慈善透明化工作的肯定。
但是，仍然有61%的人对慈善信息公开状况并不满意，这说明公众对公益慈善行业信息公开有着更高的期待。与2011年公众关注财务信息相比，2012年关注的焦点转向了组织的业务信息。
就非营利慈善组织而言，捐赠者与慈善组织的管理层之间一样，信息不对称会加剧委托代理问题，导致组织内部“偷懒”和“贪污”行为的发生。由于普通的社会公众对对组织信息缺乏请求权和强制公开的权力，非营利组织信息公开的内容、程度、时间及对象很大程度取决于非营利组织本身。以往的慈善基金会大多是官办组织，缺乏信息披露的动力，但一系列的慈善丑闻事件以及民间慈善组织的蓬勃发展，已经开始逐渐改变这种现象。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管理者意识到，信息的透明度决定了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也就决定了公众是否会信任该组织并给予捐款。
公众除了关心公益善款的来源和去向，也开始更为关注公益慈善组织的具体工作内容，希望了解公益慈善组织在做什么和怎么做。另外，很多慈善组织都有着自己的投资，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这并不违规，但是，这一块是最缺乏透明的地带，并且是最容易产生寻租的领域之一。捐赠人对于这一块内容的信息披露需求也越来越强烈。
由于我国公益慈善组织涵盖类型众多，适用法律法规不尽相同，信息公开工作缺乏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权威标准，尽管民政部在2011年年底出台了《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在2012年7月出台了《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上海市、广州市也出台了各自的募捐管理条例，但截至目前，我国公益慈善信息公开的权威标准依旧缺乏。面对如此繁杂的信息公开标准，公众仍难以做出客观、全面的判断，使得简单、权威的行业透明度认证体制重要性日益凸显。
如今，在等待监管机构推出统一的法律法规时，一些新兴的非公募基金会开始积极倡导信息披露，其披露指南也在去年由行业联盟发布。这些基金会的理事大多来自企业界，在财务规则上大多引入公司治理的标准；而生态链的下端是执行机构，大多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或以项目团队存在，财务制度不够健全是其难以获得拨款的问题之一。
这些披露指南里也有来自壹基金发起的《USDO财务信息披露模板》、“USDO透明指数”两套工具。《USDO财务信息披露模板》的整体结构包括会计报表及其明细表、重大事项和审计报告三部分。会计报表及其明细表包括11张报表，重大事项包括4张报表，审计报告包括机构审计报告和项目审计报告两类。 使用机构可以根据机构的规模和发展阶段，选择相应的填报级次，对应填报相应报表。各级披露均包括“必填报表”和“可自行选择披露的报表”。
模版具有专业性和实用性的特点，设计考虑了目前民间公益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现状，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公益组织的财务管理能力。财务基础较弱的公益组织主要披露关键财务指标、捐赠收入和项目支出明细方面的信息，财务基础好的公益组织则还需要披露费用明细、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等。现在已经有120家公益机构加入了壹基金发起的“USDO自律吧”，一个虚拟的公益网络社区，使用这套模板进行信息披露，并接受社区内成员的监督。
另一家在为整个慈善行业透明化做出努力的组织是基金会中心网，这家由35家知名基金会联合发起的民间公益网络，试图将所有基金会的单位名录、财务数据乃至远期项目信息等，统一录入这个网站中，形成一个慈善行业内的数据库。网站成立初期，遭遇许多困难，不过到现在，不仅国家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提供了绝大部分国管基金会的信息，云南、北京两地民管局还将基金会中心网作为政府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
信息透明对于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影响是决定性的，它是公益组织对捐款人负责的表现。对于营利性企业也是如此，信息的透明和公开，有助于投资人进行正确的决策，保护投资人利益。并且事前主动的披露比事后被动的解释更容易赢得市场的信任。
管理费，花还是不花？
2011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启动慈善项目“中非希望工程”，该项目的目标是10年内筹款15亿元人民币，在非洲援建1000所希望小学，并将从项目金额中提取10%的管理费用，也就1.5亿元。虽然10%符合中国《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9条中规定，即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但巨额的管理费用还是引发一阵非议。
与之相对比的，2010年，福建企业家曹德旺和儿子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西部五省捐款2亿元，但对中国扶贫基金会提出了“苛刻”要求：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壹基金2011年的管理费用占支出比例小于4%，而另一家明星创办的成龙基金会则称管理成本完全由成龙一人支付，零成本为其他捐款人提供服务。
10%高了还是低了
类似红十字会的官方慈善机构，属于行政事业单位，仿照公务员管理，享受财政拨款，机构员工的工资、福利都由财政拨付，甚至连“三公支出”，都仿照政府部门，有明确预算。可以说，财政已经解决其作为一个慈善组织维持基本运营的大部分费用，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费不超支出10%”的规定，对其不但没有什么约束作用，还有可能为其提供更“宽裕”的经费。
而对于募资能力较差，又独立运营缺乏稳定财政支持的民间慈善组织，“管理费不超支出10%”的规定则令他们束手束脚、捉襟见肘。不同于官方慈善机构的“宽裕”，不少民间慈善组织运营经费颇为紧张，其低工资经常不能留住人才。像瓷娃娃关怀协会，其工作人员月薪只有2000元左右，在北京这样的高消费地区，可以说仅够温饱。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慈善和社会捐助处处长郑远长认为，重大自然灾害时募集善款额度比较大，管理起来具有一种规模化效应，这种情况下收取10%的管理费就显得高；对于一些精细化项目，尤其是需要四处调研、落实的精细化项目，10%的管理费就显得少。而像深圳自闭症协会、瓷娃娃关怀协会、深圳市天使家园脑瘫公益服务中心等针对少数特定群体的慈善组织，其管理费需求应该更符合后者。
对比国外
相对于中国用法规限制慈善基金会的管理费额度，NGO组织更为先进的西方发达国家，并无对行政管理成本的硬性规定。其中，执行性的公益组织行政经费超过20%、30%的并不鲜见，而即使公益组织的管理费超过90%亦不算违法，前提是其资金用途能够说服公众。
随着慈善组织的专业性和规范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仅仅靠“零工资”的志愿者是难以长久支撑的，还需要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专业背景的人才。一个健康发展的公益机构要保持一定的工资水平，来保证吸引到高质量的人才；要不断对其员工进行培训，使他们不断提高和创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要有完备的财务和IT系统，才跟得上内部治理的要求。这一切都需要资金支持。
对于捐赠人来说，只有当善款交到真正可以让其发挥作用的人手中和机制健全的机构中，才达到了当初捐款的目的。对管理费用的克扣或者浪费都会影响到公益组织的长远发展。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教授邓国胜曾表示，“公众的捐款便是投票”。对于NGO来说，募资能力是其生存发展的前提，而这取决其信息公开透明所带来的公信力。壹基金是国内慈善组织中财务公开的范例，虽然也会因此引发公众对其运营方式的质疑，但财务公开本身就代表其愿意接受公众的检验与监督。 2009年时壹基金曾因为公开财务报告中，当年三季度的行政费用占总支出比例19.76%，其中一次全球性论坛花费200多万而遭质疑。不过对于网友的疑问，壹基金向媒体和公众一一做出了解答：论坛共花费250万元，其中200万元是企业定向赞助，只有余下的50万元是非定向捐助款，虽然第三季度的管理费为19.76%,但截至2009年9月30日，累计管理费用只占累计总支出的4%。详细的说明释怀了大家的疑虑。
与其在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仅通过基金管理规定中对管理费的限制来监督慈善组织行为，不如放开“管理费不超支出10%”，转而要求慈善组织信息公开，更能起到监督作用。
营利企业正如非营利组织一样，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原有的管理水平和研发水平已无法满足现有的需求。对技术上的研发费用、信息化系统支出、人员薪酬等管理费用的克扣和节约，通常只会因小失大，是一种短视行为。制定一套适合自己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对费用的管理和监督，往往比单纯的削减来的更为有效。
非营利组织保值增值之道
大部分的人对慈善组织的印象是筹集捐款，然后花出去，帮助别人。事实上，国外大部分的慈善组织并不直接使用捐款，而是将筹集来的资金作为本金，投资所得利息或者红利拿出来做慈善项目，这样保证了组织的长期发展。
目前我国的慈善组织资金主要来自国家资助和社会捐助，资金来源有限而且不稳定，除了每年必须依照条例花掉一定比例的钱，再加上通货膨胀，如果不做投资，组织会越做越小。对于规模较小的慈善组织而言，资金余量并不高，进行投资理财活动的成本和收益不相匹配，所以这样的活动并非必须的。但对于规模较大的慈善组织而言，如一些慈善基金会，他们通常有大量的资金不能及时花出去，仅仅存放在银行中获取低额的利息，没有达到应有的资产保值增值效率。随着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一定的投资理财活动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目前我国的基金会总资产的达到了450亿，基金会数量有2260多家，一年的募捐收入有几百个亿。与此并不成正比的是投资收益总额只有9个多亿，大部分基金会的投资收入为0。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基金会没有对资产进行保值增值方面的意识或意愿。
2004年，国务院出台了《基金会管理条例》，其中第二十八条规定了关于基金会投资的开放性政策：在坚持合法、安全、有效的条件下，进行保值增值。
这一规定具有开放性，但由于对于投资方式、范围、限制等并没有详细的说明，使得许多基金会的投资理财行为处于模糊地带。另一方面，《基金会管理条例》还有另一条规定：“基金会理事会违反本条例和章程规定决策不当，致使基金会遭受财产损失的，参与决策的理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也导致了不少基金会的理事会不敢轻易决策，行为保守，在投资方面是极端的风险厌恶型，只求稳妥，缺乏争取高回报的动力。
除此之外，投资理财专业人才的缺失也是阻碍基金会进行资产保值增值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专业的金融型人才通常薪酬水平较高，而慈善基金会作为非营利组织通常难以支付较高的工资，导致基金会内部人才队伍跟不上发展的需求。
成功之道
有材料显示，目前，我国基金会投资理财的具体操作方式主要有四种：第一，委托机构投资；第二，内部直接投资；第三，设立专门企业投资；第四，不做投资管理。
据2010年基金会的年检结果显示，投资收益高于1000万元的基金会全国共有18家。其中，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投资收益最多，为约9770万元。截至2010年底，该基金会净资产为约14.93亿元。有资料显示，2005至2010年，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投资年均净收益率高达10%。
该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宋军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基金会采用的是第一种操作方式，借鉴市场运作机制，聘请专业的投资团队进行基金运作，原则上基金会不插手具体业务，但会确定收益率指标，并严格考核。
宋军透露，为控制风险，基金会分三类模式进行投资，并随市场及时调整投资比例：一是理财性质的投资，买一些银行的理财产品；二是证券类，如股票和增发配售等；还有一些长期的投资，比如物业资产。“一些做投资的校友也会帮我们介绍一些好的理财产品和投资项目，虽然不是直接给学校捐赠，但这也是贡献。”
除了多元化投资，设定投资比例外，根据投资收益及时调整投资方向是基金会保值增值成功经验之一。
南都公益基金会成立于2007年，由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发起成立。与清华基金会委托专业投资机构进行资产管理不同，南都基金会内部自身设立了投资管理委员会，由投资管理委员会来决定基金会投资的内容和项目。做为由企业发起设立的慈善基金会，在投资行为上通常更富经验，也舍得花费资金来聘请专业的投资管理人才，所以有条件成立自身的内部投资团队。
在投资对象选择上，南都公益基金会在2008年之前主要涉及短期投资中的股票。基金会2007投资收益1600万元，主要来自于股市；2008年随着股市大跌，基金会也遭遇了一回巨额亏损，由南都公司捐资弥补了亏损。2008年亏损之后，为了减少风险，南都基金会2009年购买过万科的债券，2010年也尝试了信托。2011年开始试水私募投资，选择了长期投资中的私募基金--红杉资本，共计投入1亿元，分期投入，每次投入25%,即2500万。回报率大概是50%左右，投资期为4年，期间不分红。
除了投资股票、债券等，基金会还可以选择投资实业，不过由于在监管方面受到诸多限制，现实中也缺乏实际经验和成功案例，基金会在选择投资实业时通常都很谨慎。2012年，为了改善缺口，提高资产保值增值效率，同样为非营利组织的社保基金选择了实业投资作为重点突破领域。2012年12月29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与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签署战略投资协议，通过直接股权投资方式投资大唐电信集团所属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推动大唐控股实现股权多元化。这给予了慈善基金会一定的借鉴意义，相信随着法律政策环境的完善和专业能力的提高，慈善基金会从事实业投资的也将越来越多。
诺贝尔奖金用之不竭的启示
1896年12月10日，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去世。依据遗嘱，将其3158万瑞典克朗作为基金，以每年的利息和红利作为奖金，奖励那些为人类的幸福和进步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和学者。
1900年6月29日，诺贝尔基金会正式成立。诺贝尔留下巨额遗产，但再多的财产，如果不增值，都有花完的一天。因此，除了接受捐赠外，诺贝尔基金会资产保值增值最重要的方式来自投资。
诺贝尔基金会总经理迈克·索尔迈曾说过：“诺贝尔基金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如何让钱生钱，这样才能保证诺贝尔奖的金额。”
根据1901年评奖规则，这笔基金应投资在“安全的证券”上，当时人们对“安全的证券”理解为“国债与贷款”，对于股票市场则绝不碰，因为风险太大。
但随着税赋的增高，“安全的证券”收益已经难以实现基金会资产增值。1922年，诺贝尔基金会资金终于面临缩水威胁。
1953年，瑞典政府颁布了一项新政策：允许基金会独立进行投资，可将钱投在股市和不动产方面。诺贝尔基金会“绝地逢生”，开启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改变。
“投资有风险”是金科玉律，但为了让“善愿”永续，诺贝尔基金会坚持借助专业理财团队进行严谨科学的投资，基金会设定的投资策略原则是：50%左右股票、20%左右固定收益资产和30%左右另类资产，另类资产则包括投资不动产和对冲基金。
1953年以后，诺贝尔基金会的经济状况已经大为改观，但是20世纪80年代才迎来真正的黄金期。在此期间，由于全球股市增长迅速，不动产也在不断升值，诺贝尔基金会的资产持续增值。但是，1985年，瑞典又提高了不动产税，令基金会的收益大打折扣，诺贝尔基金会在两年之后不得不做出一项重要决定：将基金会拥有的所有不动产转到一家新成立的名为“招募人”上市公司名下。1990年初，诺贝尔基金会在瑞典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将持有的“招募人”公司股票全部出售，大大赚了一笔。
2000年1月1日，基金会的投资规则有了新的改进，允许将资产投资所得用于颁奖，而不像过去那样，奖金只能来自于直接收入，即利息和红利。它也意味着基金会可将更高比例的资产用来投资股票，以获得更高的回报。
2011年底，诺贝尔基金会的总投资资本的市场价值为29.73亿瑞典克朗。扣除基金会的管理属性的资产价值，投资组合的资本总额为28.03亿瑞典克朗。其中47%投资于股票，20%投资固定收益类资产，33%投资另类资产。
自2007年开始，诺贝尔基金会调整了资产投资的组合。2007年，基金会投向股市的资产比例为67%，并且大部分都是美国和欧洲公司的股票，2011年，该比例缩减为47%。与此同时，非固定收益类的房地产、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占比由2007年的12%上升到了2011年的33%。2011年，在股市亏损的情况下，诺贝尔基金的私募股权投资实现了12%的回报率，对冲基金投资组合上涨了5.7%。
从1991年开始，诺奖金额连年上升，到2001年已经上涨到1000万瑞朗，并一直维持到2011年。虽然2011年诺贝尔基金会投资不力，但总资产仍然高达28.6亿瑞朗，是设立之初的92倍。专业化的投资理财管理让诺贝尔奖金永生不竭，100年后还在鼓励着为人类发展做出贡献的科学家和学者们，延续了诺贝尔当年的梦想。
失败案例：河南宋基会：以慈善之名，行牟利之实
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于1992年12月31日正式成立，上级主管单位为河南省统战部。根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库的排名，河南宋基会2010年末时，资产已近30亿元，在全国两千多家慈善基金会里名列第一，位列第二的是私募基金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资产只有12亿，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只有7亿元，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不到3亿元。
在这个榜单上，河南宋基会已是三连冠，且资产规模爬升速度极为惊人。2008年15亿、2009年是21亿。至于2007年及以前，是由于数据库里没有河南宋基会的财务数据，所以没有进入排名。
作为一个省级慈善机构的河南宋基会，获得的捐赠收入同样高得惊人。其2010年捐赠收入逾10亿元，全国第一，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将近两倍--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获得民众海量募捐时，那年在国内募得的善款规模，也不过是10亿元。
2009和2008年，河南宋基会分别募得6亿和8亿的善款。这种超强的筹款能力是个巨大的谜-- 搜索公开资料即可发现，即使是被河南宋基会大力宣传的大企业捐赠款项，也不过千万级别，而且几年里也就两三家。
然而，与筹款能力的强大形成反差的是，在公益支出的榜单上，河南宋基会却名落孙山。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也就意味着河南宋基会2010年和2009年的公益开支必须达到4.2亿元和4.8亿元，而实际情况却仅仅只是1.4亿元和8000万元，离规定金额相去甚远。
倘若能筹集很多的钱却没有花出去，不难理解，基金会的账上应该有很多钱。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查阅这三年河南宋基会的资产负债表，基金会手头的货币资金并不多，2010年末时只有1亿元，2009和2008年末时只有一两千万。
钱到哪去了？资产负债表显示大量资金都在“应收款项”科目下面-- 简单来说，就是已被借出。这些资金流入诸如河南宋基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宋基投资)这样的，以现任河南宋基会秘书长张悍东或下属员工们为股东的内部人控制的各种“宋基系”公司，十几家宋基投资相关公司历年的年审报告显示，几乎所有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两个科目，金额都非常巨大，少则数千万，多则数亿，但其他科目的金额，相对都比较小。
对照这些公司的年审报告里的明细记录，可以看到许多借进来的钱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河南宋基会，而最终资金的去向则是五花八门，分布在房地产、钢铁、计算机网络、商品贸易等诸多领域。
至于河南宋基会那高得让人费解的捐款收入，其中一部分便来自于此，这也是河南宋基会的一种“商业模式”-- 宋基放贷，捐款付息。
一起借款纠纷透露了这种“模式”的秘密：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年公布的一起借款纠纷判决书显示，当地一家企业曾向河南宋基会借贷800万元，为期3个月，作为对价的是，企业需向基金会捐款160多万元，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利息”。
巨额应收款项是近三年来河南宋基会财务数据的共同特征。2008年，河南宋基会当年捐赠收入达8.6亿元，支出5100多万元，而应收这一项高达11.56亿元；2009年，当年捐赠收入6.2亿元，支出8000万元，应收这一项高达16.5亿元。到了2010年，河南宋基会财务数据中，长期投资有4.29亿元，而应收款项高达24.57亿元。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这个慈善组织的主要资金并未用于慈善事业，公益支出占比太低；一个慈善组织年年存在巨额应收款项，占总资产比例已经高达八成，这不正常；还有大量长期投资和债权投资--可见放贷已成河南宋庆龄基金会主业。
案例小结：先不谈河南宋基会的放贷行为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操作，作为一家公益慈善组织而非正规的金融机构，将大量资金借出，这其中的信贷风险将难以控制，可以说，河南宋基会的内部控制是失效的。错综复杂的“宋基系”，利用关联交易投资房地产等高风险领域，不符合基金会进行资产保值增值“安全、稳健”的前提，不仅善款的安全性无法得到保障，还涉嫌内部人掏空。较低的公益支出比例，更是违背了慈善组织的财务管理目标，即社会效益**化，走上了一条商业牟利之路。
成功案例：香港公益金内部控制体系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香港人口激增，贫穷、疾病、残障、失学、家庭暴力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为了舒缓社会压力和矛盾，一些香港社会名流和商界领袖倡议开辟“福利银库”，统一筹募经费，让机构专注发展各项适切的社会服务，提升香港社会整体福利水准，香港公益金（THE COMMUNITY CHEST，以下简称“公益金”）因此诞生。它负责为所资助的社会福利机构筹募捐款，而行政费用由香港赛马会赞助，因此公益金可在不考虑行政费用下，将市民捐款全数拨给142间社会福利机构。
作为非政府、非牟利、財政资源独立及管理自主的机构，公益金是现今世界上少数能够将所有善款全数拨捐受惠者的慈善组织之一。它成立时间不长，但发展迅速、业绩突出、社会反响好。这与其日趋成熟的内部治理有着密切关系。公益金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内部治理方案，并有效实施。以下按照内部控制的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五要素分别介绍。
内部环境
公益金是根据香港法规于1968年成立的法人社团，它的**权力机构是董事会。董事会由香港社会贤达、商界领袖组成，义务为公益金工作。董事会下设有执行委员会、筹募委员会、公共关系委员会、入会、预算及分配委员会等，有三百多名志愿人士一起推动事业的发展。
董事会对公益金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然后交由执行委员会执行；
执行委员会将工作向下设机构进行分配，发挥着统领与监督作用；
筹募委员会主要负责为不同募捐对象设计不同的筹款活动，吸纳社会与企业的多方支持；
公共关系委员会负责对机构进行多方面的宣传，以增加机构知名度和认知度，树立品牌形象，为筹募工作的展开起支持作用；
入会、预算及分配委员会负责年度预算的制定，对如何有效分配资源给会员机构进行计划和评价，吸纳新会员机构等，使募集资金得到有效利用。
香港公益金组织结构如图1 所示。
图1 香港公益金组织图
风险评估
公益金的业务承受着多方面的风险，比较重要的有资金的募集风险、运用风险和财务风险三个方面。其中，财务风险包括市场风险（具体包含货币风险、权益价格风险及利率风险）、流动资金风险及信贷风险。
董事会下的执行委员会授权一个由9人组成的投资小组委员会负责监控其风险并制定风险管理政策。投资小组委员会定期向执行委员会报告其工作。公益金的整体风险管理计划，集中针对金融市场不可预测的特点，以尽量减低对公益金财务状况的潜在不利影响。
控制活动
1. 善款业务及其控制
（1）捐款接受业务及其控制。公益金善款募集通过月捐计划和街头筹款计划来实施。此外，网上直接汇款的单次捐款也是常用方式。依据街头筹款计划，公益金将捐款箱置于人流众多的场所向公众人士募捐并在箱旁附上公益金最近的活动介绍。为了保证捐款箱安全，箱身有独立编号以作监管，并委托外判护卫公司负责押运及点算工作。在所有善款的处理上，都必须由两个不同部门互相监督下进行，做到职责分明，避免舞弊行为。对于捐款港币100 元或以上时，公益金均开具印有编号的正式收据，收据通过现场发出或寄送到捐款者手中。重大筹款活动筹得超过港币20 万元或以上时，要由审计师审计该活动的所有账目。
捐款业务流程如图2。
拨款策略及其控制
机构如需获得善款支持，首先必须申请入会，成为公益金的会员机构。机构必须在香港注册成立并获认可为慈善机构，给香港市民提供非营利社会服务并有三年以上业绩记录；其次，申请入会的机构须由公益金的入会、预算及分配委员会审核资格，由委员会委员亲自访问机构办公室和服务单位，了解机构运作情况；再次，公益金根据上一财务年度筹款成绩，决定对其来年的拨款预算。预算制定后，会员机构可据此提交拨款申请；然后，委员会审理拨款申请的计划内容、预算、预期服务数量和进度报告并给予拨款；最后，会员机构每半年上报拨款资助项目的进度报告及提交机构年报，并经审计师审计其财务报表及管理建议书。若机构未能提供相关文件和解释有关文件的问题，公益金将停止下拨余款。拨款流程见图3。
公益金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将所筹善款全数分配与会员机构，集中扶持本地社会福利服务发展，而未从善款中提日常运营费用。其行政开支（包括雇员支出、租金及水电费和其他杂项费用）采取其他方式解
决。例如，公益金2010-2011 年度的行政支出是由香港赛马会赞助资金、其他指定行政收入以及在行政管理储备中的净投资收益三者共同负担。经过多年努力，目前这种模式已经成为香港慈善组织的**。
图3 拨款流程图
图4 财务信息披露图
投资基金及其控制。
公益金的投资基金是委托国际专业基金经理管理，并由其投资小组委员会负责监察。投资的基
本要求是保本，在可接受的风险中争取**的回报。投资小组委员会会定期约见基金经理听取投资策略及资产分配，确保投资基金的投资组合在寻求长期资本增值及降低短期市场波动之间保持平衡。
信息披露及其控制。
香港公益金以年报为主进行信息披露，所披露信息主要为财务信息。财务信息分别从全面收入与支出账表、财务状况表、基金变动表、现金流量表和财务报表附注五个方面进行披露。值得推崇的是公益金的财务报表附注，它涉及范围广，内容细致深入，详细地披露了公益金的相关情况。财务信息披露内容如图4 所示。
财务报表审计由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按照《香港核数准则》进行，审计程序取决于审计师的判断，包括评估由于欺诈或错误而导致财务报表存有重大错误陈述的风险。在评估该类风险时，审计师要考虑真实公允地编制与呈列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监督，以设计合乎实际的适当的审计程序。审计工作亦包括评估董事会所采用的会计政策的适当性及所做出会计估算的合理性，以及财务报表的整体披露方式。
2. 投资风险控制
为了有效控制投资风险，公益金根据各个基金的投资目标制定投资限制及指引，通过策略性资产分配及订立每个基金投资的基准，来控制和监督市场风险。并运用按部门及证券分类和全球性分散的方法，使投资的价格风险大为减少。在利率风险方面，公益金通过制定基准存续期间指引及一系列定息及浮息的投资来进行控制。为减低信贷风险，公益金根据核准的金融机构及基金经理的信贷评级及财务实力，审慎挑选金融机构及基金经理。同时，投资小组委员会会定期检讨已核准的金融机构及基金经理，并确定信贷限额，从而控制其每一获批存款或投资的金融机构及基金经理所承受的风险。
3. 严格的制度控制
公益金在每年年初，都会根据上一年度的情况确定本年度常规筹款项目，明确每个项目的数额目标，并根据计划预算执行筹款活动。如遇突发事件发生，会立即制定突发筹款项目及其预算。在年末决算后，公布每个筹款项目实际筹款及拨款金额。
公益金根据受惠群体所需物品及筹款活动中所需工具组织采购。采购前要求有一定的报价单及所需数目，并由不同职级的人员审批；采购数额超过十万元的，需以公开招标方式进行，且所有报价需从认可供应商名单中索取；公益金还会定期评核名单内的供应商，对不符合规定的立即从名单中剔除，并重新吸纳符合条件的供应商；报价及招标时，要向供应商告知有关采购的政策。
信息与沟通
公益金在完善有效的正常沟通机制外，还通过专项会议等形式，交流各部门、各项目组的经验，一起探讨工作中的问题和难点，以提高控制效率。此外，公益金还通过多种渠道向公众公布筹款活动及其筹款结果，例如刊物、年报、月报等，这些资料可以从官方网站下载，也会以直接邮递（或以电邮）的方式传送给公益金会员。公益金在沟通中的**亮点，在于它除了公布组织全年的收支总额外，还会对行政费用和筹款活动的各个项目金额进行详细披露，并且针对本年度各个筹款活动成效进行总结。
另外，公益金拥有专门的会服、标志，平时拍摄公益广告进行宣传以及经常性参加社区公益活动。公
益金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为绝大多数的香港市民所知晓，并有过半数的民众了解或曾经参与过公益金举办的筹款活动。
内部监督
除了通过信息公开方式接受社会监督外，公益金还设置了专门的内部监督体系，执行委员会对整个机构的各项工作给出相应的指引并进行监督，司库中的内部审计部门主要负责财务审计工作。通过执行委员会、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等部门的共同工作，确保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
案例小结：作为一家不受政府资助的慈善机构组织，香港公益金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使得善款能全数运用到受惠人的身上。除了机构上的设置，不少制度上的细节都值得其他慈善组织学习，比如严格区分行政费用与善款使用，推行“两条线”管理；设置详细的预决算体系，每年年初公布本年度的筹款计划供公众查阅，使公众了解受助人的情况及对捐款数额及方式做出的安排。年末对本年的筹款活动进行总结，公开筹款与拨款数额，让公众了解捐款资金的去向；多渠道的信息，志愿者与公众面对面的交流，都让每一个捐款人对公益金更加放心。
名家评论：
李连杰： 要把公益组织当上市公司来运作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创始人）
在我的心目中要做一个公益事业，这个公益事业我要换一个思维来做，当作是一家上市公司来做，每一个捐款者，每一个捐1块钱的人都是股东，怎么样对股东负责，把股东的钱融资过来后怎么样投放？这都是我们考虑的，所以第一要知道股东的顾虑是什么，有没有公信力。有没有清晰的目标、有没有透明、有没有可持续发展、它的结果是什么。
当做一个上市公司的时候，融来的钱怎么监管、怎么运作、怎么投放市场、结果是什么、怎么可持续发展、怎么把产业、工业产业链结合起来，把各个行业股东怎么样结合起来，怎么样做？这都是我们一直标榜的从一开始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你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你很难持续性发展，很难建立公信力。
冯仑：可持续慈善强调好治理与专业化 （万通控股董事长，壹基金理事）
慈善有很多种方法。第一是传统道德的做法，直接把钱给需要者。许多人发财后修桥补路回馈乡里就是这一种，讲究积善、信义、仁爱。第二是把企业经营、利益和慈善经营结合起来。这一类的公益、私利容易混淆，容易被大家批评。第三是用现代公民社会的思考，通过NGO的方式，通过规范的治理和专业的人才建造可持续发展的公益组织，赋予组织以生命，相当于生一个孩子让他长大。可持续发展公益之道是公民社会建设的一个细胞，是中国社会改革的方向，也是社会新的组织形态。
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慈善事业就剩下两条路：第一是传统的道德动机驱使；第二是建构专业化的公益组织，用组织吸纳社会捐款人资源，发展出针对某一专业领域里的社会需要，形成可持续的公益事业。
可持续慈善强调好的治理与专业化。治理好需要充分透明、战略清晰、价值观引导、团队管理专业化。在侧重点上，我关注治理，因为我认为，民间公益组织治理上达不到标准，将来就不能与官办的基金相区别，也不可能赢得捐款人持久的信任，更不可能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
目前中国已经消除了很多障碍，比如税收障碍、登记注册障碍，现在最重要的是高水平、专业化的人才才能使公益及组织快速成长。
吴冲：像上市公司一样披露信息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创始人）
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就是信息披露的历史，信息披露是推动行业发展的重要工具。慈善与商业，在产品专业化、反馈系统方面都是一样的。现在民政部颁布的关于基金会信息披露的规定要求不高，所以我们就按照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标准来做。作为曾经的投行人，我不能指望着公益界自发形成标准，只有自己做出来一个样板后，希望大家能够借鉴。
去年在中国国内捐赠总量同比下降18.1% 的大环境下，真爱梦想同比增长80% ，年度支出比成立时增加了30倍。真爱梦想告诉大家，按照专业化的路径，就有可能取得非常规发展，你做出来了，有些组织就会跟着尝试。
基金会如何才能做好信息披露？
一是参照中国证券会上市公司指引通过年报的方式系统化披露，通过年报，我的捐款人不用再问我太多问题，就能了解我做什么、为什么做、怎么做以及将来的打算；其次是明确以监管弱点作为披露重点--我把自己想像成坏人，从哪些地方可以干坏事？高管薪酬、关联交易、采购系统，这些都是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这些就是披露重点。
信息披露并不会耽误其他方面的工作，而正是因为信息披露的严格要求使我们有机会对业务进行不断地系统反思和改进。
王振耀：百亿捐赠意味着现代慈善的来临 （前民政部慈善司司长，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2013年2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对外发布《2012中国捐赠百杰榜》。此次榜单入榜人员总计捐赠649亿元，同比增长4倍以上，**入榜金额1010万元，其中18人年度捐赠总额超过1亿元。对此，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百亿元以上的捐赠承诺，实现了中国大额捐赠从10亿元以上到百亿元以上的质的飞跃。“这意味着一个我们不认识的现代慈善已悄然来临。”
百亿元的捐赠就能做大量的慈善事业，也能做相当规模的慈善事业。如果百亿捐赠未来5年、10年都能实现的话，那意味着一个我们不认识的现代慈善就到来了。百亿来了，那慈善界的财务管理如何呈现？怎样投资？又怎样来运营？你还能放在银行吗？这对中国的慈善事业的发展显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可以说，这个榜单表示中国慈善的重大转型已经到来了，中国的慈善可能会有更多的新的创业。比如牛根生就是把慈善做信托，把每年赚到的钱再投入慈善，每年都是一个多亿的再捐，而且是专职慈善，他现在索性创建了一批儿童博物馆。现在全世界都在谈慈善资本主义，慈善是真正的一种投资。
我们做慈善首先想到的是“干净”，而西方做慈善首先想到的是“投资”，在欧美等国，慈善和商业联系得非常紧密，捐赠者上来就说“我捐的是本金”，本金你不能动，只能用利息做慈善，这就要求专业、要求投资；而且西方在几年前做慈善就想到怎样筹资，怎样募款，现在美国有三万多个拿到募款证书的专业化募款员。而在我国呢，现在对慈善的投资经营、专业的募捐还都接受不了。因此，仅仅强调人人做慈善，如果没有一套现代的运作机制，这样的慈善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
【致谢：本文资料来源于《公益时报》，《新京报》，《深圳商报》，《南方周末》，《今日咸阳》，《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注册会计师》，腾讯网，网易财经，法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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