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公民企业家还是君子企业家

　　编者按：君子型企业家不仅能够塑造员工，更能塑造健全的国家公民。而塑造了公民，其实也就推动了社会转型。每次，在微博上转发王瑛关于公民企业家的论述，都会略作修改：把“公民企业家”改为“君子企业家”。

　　因为反对“在商言商”论，王瑛女士最近成了新闻事件的主角之一。我与王瑛有一定交往，很能理解她的主张。

　　王瑛的核心观点是，当下中国需要公民企业家。不过，她对公民的界定十分平实。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们提到公民，总是将其高调化，比如，一定要参与维权，或者从事社会公益。王瑛指出这样一种现象：我们身边的一些企业家朋友，大家一起搞协会、做公益，一起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会觉得他很通情达理，善解人意，但如果我们有机会到他的企业里去，尤其是和他的企业有更深交往，可能会发现，他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还是一个小皇上。

　　王瑛心目中的公民企业家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对外应该遵守法律，对内应该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做事，讲求契约精神。企业里能够有这样一种意识，企业也就成了公民的训练场。而这是可以和参与推动社会转型结合起来的。

　　每次，我在微博上转发王瑛关于公民企业家的论述，都会略作修改：把“公民企业家”改为“君子企业家”。

　　古人所说的君子，其实包括今天大家所说的公民之全部内涵，而比其更为宽泛、丰富。太多的人，看到古今词汇不同，就以为那是两个东西。其实，仔细阅读一下中国经典所描述的君子之特征，尤其是君子之活动，你就会发现，君子就是公民。

　　什么是公民?简单地说，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人就是公民。《大学》说，君子修身之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参与公共生活。如此积极参与各个层级公共生活的君子，不是公民，又是什么?

　　儒家特别关注君子、小人之别，其实也就是在讨论私人如何成为公民。小人就是只关心自己利益的私人，公民则超越这一维度，而具有公共情怀。从小人到君子，也就是从公共生活的漠然旁观者变为积极参与者。儒家士君子是最为积极的公民。所以，儒家的君子养成之学，其实就是公民养成之学。参与公共生活就是合群的生活，发起公共组织，或者参与其活动。

　　君子可以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在现代社会，最可能成为君子的人，也许正是企业家。因为，企业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组织形态，企业家的社会角色天然地要求他们成为君子。当然，现实中，并不是所有企业家都成为君子，只有那些具有“仁的自觉”的企业家，才是君子。君子型企业家就是公民企业家。

　　同样是创办企业，完全可能出现两种情形：一种企业家成为小皇上，另一种成为公民企业家。两者的区别何在?在于自觉。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君子、小人之别就在于省或不省。君子愿意省，能够省。因此，君子的生命是自觉的、理性的。君子通过自省，不断提升自我的境界。小人不能自省，所以不能提升，甚至下坠。儒家后来关于修身养性的全部讨论，其实都只是要让人思想上自觉，然后以思想指导行动。

　　有了这样的自觉，才能成就公民-君子型企业家。公民-君子型企业家最为基础的自觉，是对人人皆有之仁的自觉。仁的最基本的含义是，把他人当成与自己相同的人对待，敬之爱之。企业家如果具有足够的仁心，就会把员工当成与自己相同的人对待，尊重员工的人格和权利。员工确实是企业家雇用的，但员工跟企业家终究是从事同一个事业的伙伴。公民-君子型企业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自觉地把自己置于与员工的伙伴关系中考量，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只有当企业家有了这样的自觉，才有可能建立起健全有效的企业制度。王瑛也讨论到企业家的困惑：很多人可能会说，中国的公民社会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做公民型企业家不切实际。企业身处不同的行业，员工的文化素养、习惯千差万别，这在一定程度上都会约束企业家的追求。但是，只要企业家有这个意识，愿意把它作为一个努力的方向，多坚持一下，就可能得到意外的惊喜，甚至会成为企业里一种特别的凝聚力。

　　每个企业都存在于具体的时间、空间结构中，也由特定的要素组合而成。因此，每个企业都不同于其它企业。就此而言，简单地照抄其它企业的制度是不可行的。企业家必须为自己的企业创造独特的制度，正是这些制度塑造企业鲜活而充满个性的生命。而发现、创造这样的制度，需要企业家的高度自觉，尤其是仁的自觉，即把员工当成人对待，观察其构成，探究其需求。企业家可以把握事之常理，体认人之常情，据此才可以构建出合理而又合情的制度，这才是健全而可行的制度。

　　至关重要的是，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员工的心智是健全的，有可能从私人成为公民。得到企业家尊重的员工会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从而关心企业的公共利益，并积极参与企业的公共生活。由此，企业就不只是企业家实现自己利益**化的组织，而变成了一个公共组织。

　　置身于任何一个公共组织中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公民。并不是只有参与国家层面的公共生活，才算公民。只要参与了公共生活，不管在哪个层级上，都是公民。比如，积极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就是社区公民。同样，积极参与企业公共生活，也就是企业公民。

　　员工在企业中的公民训练，有助于他参与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中的公共生活。比如，一个企业公民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社区公民，或者国家公民。公民的品质是相通的。因此，君子型企业家不仅能够塑造员工，更能塑造健全的国家公民。而塑造了公民，其实也就推动了社会转型。

　　相反，没有仁的自觉的企业家，总是按照自己的本能创建企业、运作企业。这种本能可能是自身的欲望和激情，也可能是自己经历过的某种生活、政治模式。当今，很多企业家就是按照几十年前的政治模式管理企业：企业家竭力地塑造个人崇拜气氛。比如，让员工背诵自己的语录。重庆某企业家曾让员工绕着解放碑跪爬，他做出这种决定的背后是一种主奴关系想象：员工不是与自己相同的人，只是实现自己利益**化的工具。在这样的企业中生活的员工不大可能成长为公民。相反，与企业家一样，适应这种企业文化的员工会停留在小人的状态。盲目追求自己利益**化的企业家不仅会害了自己，也会害了员工。

　　由此可见，企业家的状态对国家的状态具有重大影响。在现代社会，人们每天的大多数时间是在企业中度过的。企业塑造着大多数国民的心智。企业家决定着国民是君子还是小人。企业家群体中若多君子，就可养成众多民众为公民、君子。企业家群体中若多小人，社会上也就充斥小人。

　　中国社会正处在大转型时代，而只有君子有可能推动转型。企业家群体的君子-公民自觉对于转型的前景具有决定性影响。(来源：中国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