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九霖回忆狱中生活：就想活下去

　　罕有作牛仔打扮的陈九霖。

　　5月30日下午4点，北京京顺路一家四星级酒店的茶餐厅，陈九霖如约而至。他坐下后点了一杯番茄汁，没有多余的寒暄就直接进入主题。

　　陈九霖的微博标签形容自己“乐观”。及至与《新楚商》记者面对面，始终面带微笑的他再次提起这个词。是客观陈述，又更像是特意强调：过往磨难不足以打掉志气。

　　从他出狱4年多以来的大事记来看的确如此：读博士、当独董、出书、奔走演讲。一件比一件鲜明。

　　陈九霖不忌讳谈论昔日经历，包括狱中的1035天。然而，他最为津津乐道的，仍是他成于斯、又曾败于斯的石油能源和资本运作。这种热情，让他出狱后的种种努力看起来就像是伺机而动前的“准备工作”：为心里始终挥之不去的“石油梦”做准备，静候机会到来。

　　过山车式人生

　　无论是光环还是监牢，“中国航油亏损事件”可能是陈九霖这辈子永远拗不过去的话题。

　　他曾用4年时间，在异国他乡，把一家资产仅有21.9万美元、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成功运作上市并成为新加坡第四大上市企业。那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

　　在陈九霖当时的设想里，他希望将中国航油打造成完整供应链的石油企业。

　　然而，谁也不会意料，正登顶的陈九霖会因一场石油期权豪赌折戟新加坡：2004年，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航油)因衍生品交易发生巨亏。中国航油执行董事兼总裁陈九霖，因母公司售卖股票和信息披露等罪名，被判监禁4年零3个月和罚金33.5万新元。此时他的人生直线坠落到谷底。

　　参照大多数“体制内”人的上升路径：如果陈九霖当初没有选择远赴新加坡“拓荒”，而是待在国企里按部就班，以他名校毕业生的身份，熬到如今，待遇级别不难想见。

　　但那不是陈九霖的性格。他选择了一条更具挑战的路，而就是这个选择，继考上大学、跃出农门之后，再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97年7月，身负重任的陈九霖飞往新加坡，接管国有控股的中国航油。公司创业之初，包括陈在内只有两名人员、没有办公场所、全部启动资金仅21.9万美元，而采购一船航油需要600万至1000万美元。此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中国航油的国资背景，并没有获得相应供应商及银行的特别优待。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陈九霖与**的搭档“相依为命”，开始了艰难创业，他利用母公司提供的进口油料垄断优势，大胆更替了公司的核心业务，从原来的石油运输转向石油贸易。

　　具体的思路是：请有资金和信用的企业帮助“过账”——先讲好条件，请卖家将油品卖给陈九霖指定的有实力企业(但这些企业其实并不具备“专营权”)，让这些企业给卖家开立信用证。此后，中国航油再从这些企业手中买进(先提货后付款，可以利用时间差赚钱)，并支付其一定的费用。最终，中国航油再转卖给最终用户。

　　通过转变，中国航油终于从濒临破产的边缘开始逐渐恢复元气，并否极泰来，一路扶摇直上。2001年，中国航油完成了在新加坡交易所主板的挂牌上市。

　　此时有一种说法认为陈九霖“不过就是靠跟上面搞搞关系，依靠垄断特权搞出的成绩”，这让陈九霖很难受，不甘示弱的他很快开始思谋第二次转型。

　　通过一系列股权收购活动，到2004年，中国航油净资产已经超过1亿美元，总资产达到30亿美元，此时中国航油利润构成也发生变化：一直被认为是靠“垄断特权”获利的进口航油采购业务只占18%，而石油实业投资和国际石油贸易则分别占68%和14%。

　　此后，再也没有人能诟病他取得的成绩，中国航油的困局突围堪称完美，陈九霖由此声名鹊起，个人的名誉也在此时达到顶峰，他以490万新元(折合2350万人民币)的高年薪，被称为新加坡“打工皇帝”。

　　不仅如此，2003年10月，世界经济论坛将陈九霖评为年度“亚洲经济新领袖”;中国航油连续两次被评为新加坡“透明度**”的上市公司，其奇迹般的发展过程被编为经典案例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MBA教程;被国内媒体誉为中国国有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过河尖兵”。

　　有媒体甚至用这样的语言描述陈九霖当时的风光：他的坐骑是一辆深蓝色奔驰S430轿车，耗资1500万新元(折合9000万人民币)打造的办公环境堪称豪华;他受邀在新加坡最著名的中文报纸《联合早报》上开设专栏，更频繁出现在美国沃顿商学院等各种演讲台上，所说的话被奉为企业发展的“圣经”;甚至就连各国政要也都“很买他的面子”，在他办公室的四面墙上，挂满了与基辛格、李光耀等各国政要大腕的合影。

　　2001年11月，中国航油在新加坡上市时，招股书上还将石油衍生品交易明确列为业务之一。这是陈九霖最早涉足石油期货市场，当时的情况是，在之前多次的期货交易中，中国航油都小有获利，尝到过不少甜头。

　　此时，谁也不会意料到几个月之后，陈九霖会跌入泥沼，折掉所有的光环。

　　2004年 3月底，中国航油出现了580万美元的账面亏损，到6月时，亏损已达3000万美元。

　　接下来的3个月，最坏的情况终于出现了。国际油价持续飙升，10月8日，中国航油的账面亏损达到了1.8亿美元，公司全部现金都用以支付保证金，但仍留下8000万美元的缺口。

　　10月20日，中国航油集团决定配股减持，将所筹得的1.08亿美元悉数用于补充保证金，正是这次配售股权，让陈九霖获刑4年。

　　此后高盛、三井等对手频频催缴保证金，中国航油被迫高位部分斩仓，账面浮亏转为实际亏损。中国航油资金链终于断裂。

　　11月29日，中国航油申请停牌，第二天，公司正式对外公布高达5.5亿美元的亏损情况，并向法院申请债务重组，消息一时震惊中外。

　　囚犯的1035天

　　“在监狱里你想得最多的是什么”?《新楚商》记者问。

　　“活下去”。陈九霖笑着说。

　　作为“名人”，监狱对他的管理更加严格。

　　“我妻子和朋友写给我的信，一般要45天才能到达我的手上，之前要经过狱警、副监狱长、监狱长的层层检查。我的室友们和我开玩笑说，陈九霖在监狱都有专门的私人秘书(PS，personal secretary的英文缩写)，哪里是真正的私人秘书啊!我的PS是personal superviser(私人监察)”。陈九霖回忆说。

　　2009年1月21日，从新加坡出狱第二天，《新楚商》(原《鄂商》杂志)在武汉约见了陈九霖。此时的他“面容清瘦，体弱单薄”，很难让记者联想到以前那个86公斤“体格健壮，虎虎生威”的陈九霖。

　　“体重下降这么多，主要是吃的伙食太差了。可以说，我的朋友中还没人受过这样的苦。”据陈九霖介绍，新加坡对待囚犯特别严苛，每年只有圣诞节那天，才可以分到一块鸡排。监狱每天的伙食标准是2.5新元(折合人民币12元左右)，而此前，中国航油公司普通员工的伙食标准是每餐6新元。

　　在席间，陈九霖谈起狱中生活颇多感慨，情绪甚至几度失控。让本刊记者印象最深的是，开席夹菜的时候，他的右手一直微微颤抖，当服务员将一道牛排端上桌的时候，陈九霖终于禁不住感慨：三年了，我还是第一次能吃上牛肉。

　　“新加坡对待犯人，几乎没有教育，甚至劳动的机会也是少数人的奢侈品。”陈九霖告诉《新楚商》记者，每次监狱长、狱警检查或者安排工作，任何犯人无论在做什么，必须无条件站直，大声喊：“Yes，Sir!”

　　“不是一般的大声，是必须声嘶力竭地喊。”在席间，说到这里，他甚至现场站起来给众人示范，喊过之后，陈九霖满脸通红，声音也变得更加嘶哑。面对这一幕，在场的所有人都有些吃惊，而陈九霖的妻子和儿子，双眼早已噙满泪水。

　　回国后，陈九霖曾有机会去某地的监狱参观，他发现，虽然中国的监狱条件很糟糕，但新加坡监狱的条件更糟糕。

　　“举例说中国的监狱至少每个人都有床睡觉，这个是生活必需的。中国的监狱很像大学宿舍，有上下铺的那种双层床，有被子，能睡觉。而这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在新加坡都没有，绝大部分人都是睡在水泥地上。他们发给我们草席时，我们去领的草席都是破破烂烂的，一睡草席就黏住啦，所以，很多人就不睡草席，都睡水泥地。水泥地潮湿啊，又见不到太阳，睡得人骨头都疼啊”。

　　陈九霖告诉《新楚商》记者，新加坡监牢的犯人只有三分之一的有工作的权利和机会，三分之二的人成天关在小房间里，又不能看书、也不能24小时睡觉，节假日都不放风，吃饭就通过一个小洞塞进去，吃完又从小洞拿出来……

　　“遇到有人在门外走路的时候，心里就觉得好舒服、好舒服。许多囚人得了精神病或高度抑郁症。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排队吃药，自杀者屡见不鲜”。

　　陈九霖在监狱里参加了“基督教咨询班”每周有三次上课机会，每次两小时，可以坐在有空调的房里看书、唱歌，在监狱里这是轻松的时刻，但他发现经常有人缺席，“再一询问，死啦”。他曾亲眼看到过一个犯人楼跳，“从2米高的楼跳下去，明知摔不死也会有人跳。”

　　最艰难的决定

　　“你这辈子做的最艰难的决定是什么”?

　　在整个采访中陈九霖一直面带微笑，逻辑清晰，对每一个问题娓娓道来，但当记者提到这个问题时，陈九霖停顿了片刻，标志性的微笑也瞬间消失。

　　事隔近十年，陈九霖依然能很准确的记得日期。2004年12月1日，已经被调回北京出任中国航油集团副总的他，接到了来自新加坡方面的函件，希望他能回到新加坡协助调查处理中国航油亏损事件。

　　“我母亲当时正好卧在病床上，一方面我是希望留在国内照顾她，另一方面，如果我不去新加坡，这个事情恐怕很难解决，各方面都希望我去”。临行前，陈九霖跪在病榻边，向母亲承诺，等把新加坡的问题的解决了再回来伺候老人家。

　　“当时她已经不能说话了，但还有意识，她双眼流着泪水，用一个手指点一下，示意让我去，我爸也宽慰我说，你安心的去吧，家里的事我会安排好的。”陈九霖叹了一口气，额头微抬，眼眶红润着说。

　　然而，此一离去，竟然让陈九霖的承诺成为“空头支票”。

　　2004年12月8日凌晨，陈九霖在新加坡机场被逮捕。“我一到新加坡机场，就被当地的便衣逮捕了。他们没有出示逮捕证，没有对我进行调查，就直接给我一个人戴上了手铐。”陈九霖激动地说，这是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2005年陈九霖为自证清白而四处奔波，先后两次筹集巨款寻求保释，第一次是12万新加坡币，第二次是200万新加坡币。然而这些奔波从后来的结果来看，都是徒劳。

　　这期间，他除了经常被抓进去“协助”调查外，还要应对来自各方的质疑和诘问。甚至还有过激的言论提到要求陈九霖“以死谢罪”。

　　“难道自杀就是承担责任，我这样活着就是逃避责任了吗?自杀恰恰是逃避责任的表现。”每当此，陈九霖会激愤地反驳。

　　2006年1月，新加坡方面发出最后通牒：现在认罪还来得及，只要认罪，就判刑两年，不认罪，就可能十年或者十年以上。陈九霖回应，我没罪。

　　“中国航油是我一手打造起来的，我怎么可能自己去毁掉它呢?新加坡对我的指控就提到，陈九霖是恶意扰乱新加坡金融市场秩序，我怎么会是恶意的呢?如果是没有恶意造成亏损，那就更不可能有扰乱新加坡金融市场秩序的恶意。”陈九霖自己有不认罪的逻辑。

　　但是事件发酵远不是陈九霖可以控制的，就在他坚挺的时候，先是公司财务总监“招供”，为了撇清自己与这件事的关系，他把所有罪责都推到了陈九霖身上。后来，陆续有其他人表示“认罪”，形势对陈九霖越来越不利。

　　与此同时，各方面的压力蜂拥而至，身边所有人都在劝他认罪。更现实的问题是：他已经没钱再耗下去了。最终，陈九霖被迫“认罪”。

　　“在这件事情上，我承担了比任何人都大的责任，受了比任何人都大的苦难。即使如此，我无怨无悔。如果这样能证明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无私利私心的人，如果能使别人得到解脱，也值得我这么去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是陈九霖上庭之前写的《辞职书》，现在看来仍显悲壮。

　　2006年3月21日，庭审现场的陈九霖非常镇定，据当时在场的一位香港商人回忆，在最后宣判来临的那一刻，陈九霖举起戴铐的双手，以仍旧明亮的眼睛微笑着向自己的亲友们挥手做别。

　　最终陈九霖被判监禁4年零3个月，外加33.5万新加坡元的额外罚款。随着审判结果的宣布，陈九霖的人生从大起定格到大落。

　　后来有人评价，陈九霖从风光无限跌落谷底，不经意间创造了两个第一：他是第一个因触犯国外法律而被判刑的中国在海外挂牌上市公司的总裁;在新加坡，他也是第一个因局内人交易而入狱的人。

　　把遭遇写进课题

　　阴云退散。陈九霖已经不是刚刚出狱时面对一餐牛肉几乎饮泣的陈九霖了。如今，多年前央企“打工皇帝”的强悍重新“附体”。

　　“前几天有一个大老板找我，说陈总，我特别看好您坐牢的经历，所以咱们一块搞一个30亿美元的能源基金。”6月1日举办的正和岛“岛邻大会”上，陈九霖以此调侃：“但他也还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曾经的南德公司的牟其中，他说等牟其中出来了还要把他请出来。”

　　为什么呢?陈九霖的解释是：“华尔街用人的时候，首先要看这个人曾经是不是跌倒过。”曾经跌倒过的人，更有应对偶然风险因素的能力。

　　而对此自己的“跌倒”，陈九霖理解为“一个不十分二的人，阴沟里帆了船”。

　　“即使马云曾经那么成功，现在还是成功，大家就认为他的“菜鸟”就一定成功吗?”、“有人说创新就是折腾，但折腾就是有风险，是可能要付出代价的。”陈九霖如是说，而自己的失败，也是与创新有关的“代价”。

　　“对于自身的遭遇和挫折，我向来视之为浮云。”陈九霖在他的博士论文里说。

　　陈九霖告诉《新楚商》记者，他在监狱读了五六百本书，《资治通鉴》、《史记》、《圣经》、《金刚经》都读过。一方面用看书消磨时间，使自己没空悲观;另一方面，也从这些古今悲欢中汲取一些力量。“有时候宽慰自己，比我惨的人多得是。”靠着这个自我排解的本事，陈九霖挺过来了。

　　在他长达39.6万字的学术专著《石油衍生品合约监管法律问题研究》中，中国航油事件被作为引证出现。

　　陈九霖说，作为中国航油事件的当事人之一，之后中国企业又发生一系列巨额亏损事件促使他思考石油衍生品的相关问题：这些事件背后深层次的法律原因何在?为避免更多的中资企业重蹈覆辙，我国应该建立起怎样有效的监管制度?

　　“这本书算是一个小结，是我所做的工作中的一小部分，石油衍生品是中国航油业务里一个子业务。这个就是造成当年中国航油亏损事件的直接导火线。”陈九霖说。

　　“正是中国航油事件对我的巨大触动，以及事件过程中频繁出现、且严重违背司法公平和正义的现象，促使我本人对国际石油衍生品合约与监管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和研究。除希望借此提醒后来者，避免重蹈覆辙之外，我更是期望以此促进我国法律制度建设的改进和完善。”

　　“折腾”的代价

　　对陈九霖来说，他为“石油梦”付出了巨大的人生代价，这个代价的背后存在着诸多外界难以了解的隐情。

　　“新加坡当局的法律文件，言之凿凿地称我本人‘恶意扰乱新加坡金融秩序’，这纯属是为了自圆其说，于法无据。首先，作为一个正常人，我恶意扰乱新加坡金融秩序的犯罪动机何在?利益驱动何在?其次，作为仍在职的公司主要负责人，谁愿意所任职的公司出现亏损呢?更何况，中国航油是我本人一手打造的公司。中国航油集团售卖中国航油股票筹资补交交易保证金，是母公司层面集体决策的结果，根本不是我的个人行为，为何将刑事责任强加于我个人头上?”在《石油衍生品合约监管法律问题研究》中，陈九霖说。

　　据上述曾参与庭审的香港商人回忆，“陈九霖的过错并非出于主观的私人利益。期权交易的决定是根据‘高盛’的专业建议和内部专业人士的意见集体作出的，面对着巨大的损失，他首先关注的是如何控制局势并降低亏损，但他忽略了披露的义务和责任。”

　　事实上，对于陈九霖的判决，外界对此一直都颇有微词。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俊驹也提出过自己的质疑：“陈九霖作为公司高管当然负有重要责任，但据我所知，他并未涉及侵占、挪用公司财产和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等刑事犯罪。这也只是公司运营过程中出现的工作失误，陈九霖没有任何个人犯罪动机，不能构成犯罪……因母公司出售自己的股票，作为中国航油的总裁对股票承销商德意志银行**的一次口头陈述，能不能作为认定其构成欺骗罪的证据?是否充分考虑了中国航油集团售股拯救公司是法人行为而非中国航油总裁的个人行为?同样，披露亏损信息需要得到董事会的全体同意，岂能因公司没有适时披露而让总裁个人承担相应刑事责任呢? ”

　　现任中投证券金融衍生品部总经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工程硕士张晓东在其2011年出版的《起诉高盛——中国企业当直面金融欺诈》一书中，从专业的角度就专门对中国航油事件提出过看法。

　　“实际上，2004年中国航油的破产重组也是因为在衍生品交易上被欺诈而遭受巨额亏损。中国航油破产的幕后黑手不是别人，正是高盛!”张晓东在书中直言。

　　在张晓东看来，中国航油在整个衍生品交易中扮演的角色就像电影《活着》里葛优扮演的福贵一样，在赌场里每次输钱后，都是赵二毕恭毕敬、跑前跑后地伺候福贵，输的钱都是记账。福贵对输了多少没什么概念，也不太在乎。最后的结果是连房子都输掉了。福贵在赌场上亏钱的原因并不是运气差，而是他参与的赌局都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安排的，他的输是必然的。

　　“中国航油在石油衍生品交易上的巨亏也是同样的道理。在和高盛进行的交易上，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赌场是通过出老千来赢钱，高盛是通过在产品上设陷阱来杀死中国航油”。张晓东说。

　　案子尘埃落定许久，但对于判决结果，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现在的陈九霖表示很淡定。

　　“那当然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要说收获，那就是，我现在看问题会注重好坏两个方面——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都只看正面的东西。这种改变，不仅是在生活中，还在工作上。比如现在做投资，我就会多为‘万一’做些打算”。

　　等待机会

　　从新加坡出狱归国后，有近40家企业邀请陈九霖担任高管，其中，大多是民营企业和外资公司。2010年6月下旬，陈九霖选择了出任葛洲坝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这是央企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从国航、Amoco到中国航油再到葛洲坝，他工作过的单位都是央企。有人认为陈九霖心中有着深厚的央企情结，所以，他放弃民企的千万年薪选择“归队”。也有人认为，葛洲坝是陈九霖未来事业的一个中转站，他梦寐以求的，还是回归石油行业，而这一行业基本没有民营企业发展的空间。

　　2011年，陈九霖拿下了清华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并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这本名为《石油衍生品合约监管法律问题研究》的书。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本纯学术书，在网店第一天试销时一度脱销，200本被一抢而空，连补好几次货才满足了需求。更让他高兴的是，已经有多家央企和知名学府，包括石油领域的企业邀请他就这本书的内容发表演讲。

　　这几年，他一直都在忧虑国内的石油领域的发展现状，一直试图通过写文章，发表演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2004年他在《求是》上发表《关于我国的石油安全战略》，2010年又发表《如何扩大我国石油话语权?》、《中国需要建立完善石油金融体系》等文章，着重提出能源战略安全。

　　在陈九霖看来，石油金融衍生品在主导石油定价权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国内在石油领域，尤其是在他目前主要研究的石油衍生品领域，几乎还处于原始阶段。“中国现在已经是石油第一大进口国，第二大消费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是57%，在影响石油主要价格方面的石油衍生品市场如此落后，非常危险!”

　　事实上，中国航油事件之后，中石油、中石化、中国远洋在海外石油衍生品市场的交易都接连出现重大亏损。所以陈九霖呼吁：为了能源保障和安全，国家应该牵头成立石油输入国组织、建立石油集散地。

　　另一方面，他建议在石油衍生品领域，中国企业也不能因噎废食，而是应该建立健全制度，加强全方位监管，利用石油衍生品这个工具来规避风险或投机套利。

　　陈九霖也坦言写这本书有三个目的：“一是期望能对石油衍生品的理论及实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二是期望对企业风险控制或是企业监管方面，有参考价值。三是期望能对一些与他有类似经历的人，有生存启示或是励志价值。

　　对于自己目前的工作，陈九霖却是讳莫如深，“我已经辞职了，这个也不必多谈”。 据相关人士透露，因为在非石油领域没有用武之地，天命之年的陈九霖已于去年选择了“内退”，去职葛洲坝。

　　即便如此，陈九霖仍然每天都忙，忙着到各种总裁班讲课、演讲，参加各种活动和聚会、饭局，和新老朋友联络感情、建立人脉联系。他期待通过这些机会，找到合适的重操旧业的机会。

　　“你还会重返石油领域么?”记者问他。

　　“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去做，我的特长是石油能源和资本运作。这么多年，没有经验也有教训。”陈九霖笑言，“我希望能做点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