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出走的诱惑：民企总部搬迁

　　引言：就像人在一个地方住久了，成了家，添了孩子，事业有了稳定的发展，积蓄也慢慢多了起来，就会考虑换一所更大的房子，或者换一处更舒适的住所，不断成长中的企业也是如此。遍布全球的跨国企业希望能在新兴国家安顿下来，从小地方出生的民营企业渴望走向更大的城市，国内已经发展成熟的企业又向往更大的国际舞台。然而，企业搬家的过程要比个人更加不易，需要考虑税收、资金、交通、人才、政府资源等众多因素之后，才能在一个地方安营扎寨。一个安稳的家对于企业就如同一个安稳的家对于个人，能为他在追寻理想的路上解除后顾之忧。　　

　　如果我们观察中国的经济地理，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一些著名的民营企业大都崛起于中小城市。例如春兰在江苏的泰州，小天鹅在江苏无锡，海尔、海信在山东青岛，美的、格兰仕、科龙在广东顺德，长虹在四川绵阳。主要原因大城市往往是国有大型企业的集中地，民营小企业在夹缝中求得生存颇为艰难，所以它们往往会从中小城市起家。这些小城市的大企业依靠当地的资源、人才、人文等各个方面的特殊环境，解决了自己生存和最初发展中的困难。虽然小城市的各种环境没有中心城市好，但是当企业所需要的各种要素全部和高度地向“小地方的大企业”集中的时候，也会给这些企业提供很好的发展条件。不过，20余年过去后，昔日的小企业今天已变成年销售额高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大企业，昔日培育它们生长的小城市也逐渐呈现出发展中的资源瓶颈。

　　企业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素的改变是企业迁移的根本原因。一个企业发展所需的要素无外乎以下几种：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还要加上销售或服务网络。这些要素在企业发展的不同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同时这些要素在不同城市的分布并不均匀。在日益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必须想方设法做大做强以抗衡对手。一些大企业发现，如果继续偏居中小城市，其发展的瓶颈逐渐暴露。例如，交通的落后、信息的闭塞、高素质人力资源的缺乏以及进一步筹资遇到困难，等等。这些发展中的资源桎梏都阻碍了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处理好与出生地政府的关系是能否成功迁出的关键。企业“迁都”首先会面临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其中**的是来自迁出地政府的压力。因为，有能力“迁都”的企业一般都是当地的纳税大户甚至是财政支柱，他们的去留不单单是企业行为，还关系到当地的民生。一旦“迁都”，将会给当地财政和经济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企业的迁移不仅仅意味着税收、就业岗位的流失，同时还会严重影响当地政府官员的行政业绩。因此，在中国特殊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企业行为是不可避免的，企业要“迁都”就必须协调与迁出地政府的关系。前文中的三一重工虽然将总部和大部分事业部搬迁北京，仍将混凝土事业部留在了长沙。原因是在2011年三一集团逾800亿元的销售额中，有300多亿元来自混凝土事业部。也就是大量的税收依然留给了长沙，这是三一平衡与湖南政府关系的决策智慧。

　　2003年年初，吉利集团将管理、营销、研发三大总部从台州迁往杭州，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它不能再承受发展中所遭遇的人才、信息“瓶颈之痛”。据吉利内部人士透露，此前曾有一位在国内汽车行业颇有影响的技术专家对吉利颇为钟情，这位专家自己放弃大都市的优越生活并没有多大问题，但是考虑到孩子求学、夫人求职等现实问题，最终还是无奈放弃加盟吉利，只做一名技术顾问。因类似原因痛失高级人才的例子已经不胜枚举。

　　不过北京、上海等地人才更加济济，为何吉利会选址杭州?

　　杭州对于吉利具备几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其一，杭州作为浙江的省会城市，是浙江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又是国际性旅游大都市，良好的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相得益彰，政府**思想比较开明，各种政策的出台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其二，杭州地处吉利的临海、台州、宁波和上海四大生产基地的轴心，驱车到上海、宁波、台州只需要1个多小时，便于吉利对生产基地的管理和人际沟通。

　　其三，杭州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拥有内地一流的浙江大学等高校，而吉利的高速发展需要大量高素质的技术与管理人才来加盟。

　　其四，从吉利2015年800亿元产销量的目标看，吉利面临着快速发展急需大量资金的问题，迁到杭州背靠省政府，浙江省政府很有可能会成为吉利在国内上市以及与省内外银行合作的坚强后盾。事实也果真如此。据悉，在吉利迁移仪式上，有包括浙江省市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上海银行等12家银行的高层**出席。杭州的资本优势正是彼时的吉利所急需的。

　　此外，吉利集团当时的CEO徐刚原本是浙江省副厅级官员，具有良好的政府背景，此番重驻旧地，更加有利于吉利与外界的交流与合作。为了稳定与出生地台州政府的关系，聪明的吉利把行政总部和税务关系留在“老根据地”台州。这样，台州也不因吉利的离开有所损失，反而因吉利日后的发展壮大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可谓双赢。(来源：高顿财务培训-《会计师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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